近读《中华读书报》围绕《历史与实践》的问题开展学术批评的文章，受益匪浅，并引起共鸣。特别是杨玉圣先生的文章强调“善待学术批评”，我深感其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文中说：“在一个表扬与自我表扬已经严重过剩的时代，我们应当大力倡导实事求是的学术批评和书评，返朴归真。”此话所言极是。
杨文说：“学术批评和书评的兴起，是近年来中国学术界最让人欣喜的巨变之一。”此话之后，表扬了辞书界、语言学领域、史学界、经济学界、法学界在这方面的成绩。之后断言：“相比较而言，哲学界批评的声音可能最弱，很少有像样的书评。……孙周兴教授的《实践哲学的悲哀———关于张汝伦的〈历史与实践〉》毕竟是中国哲学界第一篇以书评为载体的有声有色、个性鲜明之作”。
我没有杨玉圣先生那样宽广的视野，不敢对整个中国学术界各学科的学术批评状况作出评价；但我作为《哲学研究》杂志的编者之一，对于哲学界的情况“可能”还有些许的发言权。《哲学研究》是面向全国的专业性哲学刊物，是靠全国的哲学工作者来支撑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中国哲学界的成绩、学风等状况。我没有时间来历数和评论《哲学研究》历年发表的学术评论和书评，只举若干例证来考察一下杨先生的上述结论离他强调的“大力倡导实事求是的学术评论和书评”的标准有多远。
《哲学研究》一向坚持刊物的评论性，“坚决避免以庸俗的、吹捧性的商业广告冒充书评，强调实事求是的学术成果评价”（参见《哲学研究》1999年第10期常务编委会文章：《努力办好期刊，促进学术繁荣》）。《哲学研究》发表的书评并不很多，其原因有二：其一，编者的主观努力不够；其二，在以广告冒充书评成风的情况下，编者坚持学术标准，采取宁缺毋滥的原则。但尽管如此，仍然有严肃的书评和学术评论通过刊物面世。有分量的书评常常发在头条。
《哲学研究》早在1984年第4期就发表过评论员文章《需要有更多更好的书评》，抨击当时已引起人们忧虑的庸俗风气对学术界的侵蚀，强调开展严肃的学术评论的重要性。同期有三篇书评发在评论员文章之后。其中，周穗明严肃批评景天魁的《打开社会奥秘的钥匙》的书评《受到启发之后的思考》，引起较强烈的反响。
1994年该刊第10期发表梁志学批评徐崇温已经获得优秀成果奖的书评《布洛赫哲学评述中的问题———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五章》，严肃指出了其中十几处纰漏。作者无言以对。
《哲学研究》的学术评论敢于针砭时弊，不管其来自哪个层次，其中包括被新闻媒介炒得火热的所谓名流，上级有关部门下达的课题。
1995年第12期“反思录”栏目发表的《孔夫子和孔方兄》是针砭学术界某些人（特别是某学术团体）把孔夫子当作赚钱手段的不良风气的。
1996年第3期穆南珂评陈来的《有无之境》的书评《“国故新知”：王阳明的存在主义发现》，发表之后，反映强烈，许多读者来讨这一期杂志。
1997年第7期以头条的显著位置发表王锐生的《对“智能革命”的唯物史观评述》，严肃地批评了童天湘《点亮心灯———智能社会的形态描述》所坚持的“智能史观”。同年第1期发表的李伟的《信念、人品和人格》，第9期发表的张瑞亭《学风、威信和自尊》，则是对新闻媒介炒得很热的“名人”的不良学风和人格的抨击。
1998年第12期发表的《勇气与眼光》，1999年第4期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学脉渊承”辨析》，第7期发表的《评马克思主义“中源”说》，是评论《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哲学与辩证唯物主义》两部书的，这两部书都是出版社按照上级有关部门的个别掌权者的长官意志组织编写的。书评发表后，在学术界引起广泛共鸣。很难设想尊奉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对学术发展缺乏责任心者，敢于发表这类批评文章。
篇幅所限，这里不能再列举下去。如果杨先生果真有那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最好花点时间去翻一翻1978年复刊以来的《哲学研究》发表的学术、思想评论，然后再发表高见。
 |
